安徽省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现的两件铜戈，内部和胡部末端有铭文。其中一件内末端铭文为：余子白取此之元戈。另一件胡部刻有铭文：余王容巨此自作其元戈。
如何理解余子又同时是余王这样的双重身份？历史上的余子国很余王国之间又是什么关系？
可以借鉴杞国既称“伯”又称“子”的情况分析：
杞国位于山东半岛，正处于广义的殷商文化的笼罩之下，在殷商过后，身为夏王朝遗族的杞国又得到了周王朝的礼遇，因此，这个国家的君主采用了商周两族的礼制，因此将“伯”和“子”混用。杞既称“伯”又称“子”。
进入春秋以后，杞国衰弱，不断迁徙。杞初封在河南开封，鲁桓公二年迁山东营州及曲阜相邻之地，桓公六年迁淳于，僖公十四年迁到缘陵，襄公时又迁回淳于，国家也沦落成为“伯子男”一类小国。所以杞国并非“爵无定制”，只是爵称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。
余国自作器皿称余子，是表明自己的身份为商系统后裔，而非周王室一系。余王，则是在自身势力大涨之后对周王室的公开对抗、分庭抗礼。余子、余王是同一人而具有双重身份：承商身份和与周对抗。
后期余王又改称余子，那是其他诸侯对余国的称谓。则是所有非周系诸侯国一概称子了，要另当别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