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、雍正年间的垦政
经过顺、康两朝将近80年的开垦，内地原有的荒地已基本上得到复垦，国家财政收入有极大好转；同时，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，人口增加迅速，人与地的矛盾逐渐尖锐。因此，雍正年间（1723～1735年）的开垦对象以及招垦的目的都发生了变化，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情况，清廷在垦政方面也作了相应的调整。
清世宗先后发布了三项有关垦歧法令，对加速当时的垦荒，曾经起过积极作用；但也产生一些弊端，即浮夸风四起，在一定程度上也挫伤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。以下，就三个法令进行讨论。
( 一 ) 劝垦荒地
雍正元年四月．清世宗发布了继续垦荒的命令：“朕临御以来，宵旰忧勤，凡有益于民生者，无不广为筹度。因念国家承平日久，生齿殷繁，地土所出，仅可赡给，偶遇荒歉，民食维艰，将来户口日滋，何以为业?惟开垦一事，于百姓最有裨益。但向来开垦之弊，自州县以至督抚，俱需索陋规，至垦荒之费，浮于买价，百蛙畏缩不前，往往膏腴荒弃，岂不可惜。嗣后，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，自垦自报，地方官不得勒索，胥吏不得阻挠。至升科之例，水田仍以六年起科，旱田以十年起科，著著为定例。府州县官能劝谕开垦地亩多者，准令议叙，督抚大吏能督率各属开垦地亩多者，亦准议叙。务使野无旷土，家给人足，以副联富民阜俗之意。”

雍正年间的垦政，与顺康年间的垦政相比较，其突出之处是：
首先是开垦的对象有变化。顺、康年间，尤其是康熙中期以前，由于荒地尚多，主要还是垦复问题。至雍正时，经过近80年的垦复，条件较好的荒地，如平阳地带，灌溉条件好地区，土地肥腴之地，一般来说都已经得到垦复，尚未得到垦复的，是一给些灌溉条件差的旱地．或河滩铺地，或山田、旱地，怎样才能把农民吸引到这些朱开垦的土地上来呢？清政府在升科政策上，采取了向旱田倾斜的措施，规定水田仍以六年起科，而旱田则以十年起科。延长旱田的升科年限，这种措施对农民来说是有吸引力的。政府在采取旱田十年升科同时，又在行政上采取相应的措施，严禁州县以至督抚，向垦民“需索”陋规，听民相度地宜、自报自垦，地方官不得勒索，胥吏亦不得阻挠，以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，并打消农民的顾虑。此外，对穷而无资的垦户，政府动用公款，借给牛种、口粮，支持其开荒生产。雍正七年，世宗皇帝谕令：“各省督抚就本地情形，转饬有司细加筹划，其情愿开垦而贫寒无力者，酌动存公银谷，确查借给，以为牛种、口粮，俾得努力于南亩。俟成熟之后，分限三年，照数还项，五六年后，接则起科。

清政府为了增强督垦的力度，又恢复了官吏议叙制度。对劝垦州县官及督垦的督抚大吏都准令议叙。雍正十二年，对官吏议叙又作了补充规定。据内阁学士凌如焕奏称：地方有司在报垦地亩上，有“奉行不实，或垦少报多，希图增课，以邀议叙”情况，户部针对这种情况，发布一道指令：“令各该督抚复加查核，如有滥邀议叙者，即行指参，实在冲坍者，即予开除，造册报部。”世宗皇帝批准了这一法令。o这一法令不仅有利于议叙得到正确贯彻，而且对纠正雍正中后期浮垮风有一定意义。
其次是招垦的日的有变化。顺、康年间，尤其是康熙中叶以前，政府招垦的目的，主要在于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和安定社会秩序。至雍正时，由于荒芜的土地已获得大量开垦，国家赋税收入已大大增加，社会秩序稳定。只是由于承平日久，生齿殷繁，地土所出，仅供吃用而已，并无积存。为此，雍正上台后，就把开垦一事，和户口日滋，“何以为业”联系起来，把开垦的目的转移到解决新生人口食粮问题上来。“并不因增课起见”。这无疑是垦荒政策上一个重要变化。

第三，更加强调维护垦荒者利益。雍正七年，户部复准，直隶荒芜之地，原主不自垦种，可择愿耕之人，准其耕种。这就改变了顺康年间，只限无主荒地准民开垦之倒。条文还定，日后原主有愿复原业者，要归还垦户的垦本，“方准复业”，违者“按律治罪”。雍正十二年，户部规定，今后各州县凡遇开垦，先将土名界址，出示晓谕，定限五个月内，允许业户自行呈明，如果超出五个月限制，“即将执照给原垦之人承种管业。”从而，进一步放宽有主荒田的开垦，使无田贫民有更多机会获得业产。与此同时，政府对豪强之家，“胃认已业”，率众抢割禾稻者，“按律治
罪”；对劣衿土豪，借开垦名色，“将有业户之田，滥报开垦者，照侵占律治罪。”政府利用行政手段，打击地方土豪劣衿，保障垦民所得利益不受侵犯。

( 二）清查隐瞒地亩
雍正三年，山东巡抚陈世倌称，山东省荒地甚多．经过多年努力，已渐次得到开垦，但存在着隐漏浸渔情弊。他建议：“勒限一年，通省官民令其自行出首，于雍正四年人额征解；倘逾限不首者，民则从重治罪，官则立即参处”。此提案得到户部批准。经实施后，山东省历城等62州县卫所，于雍正四年首报出垦地1740余顷。此额比康熙五十七年至雍正七年，计十年间所报的30顷垦额，高出58倍之多。遂引起清廷关注。雍正五年五月十五日，靖世宗向各直省，颁布一道限年首报令，规定：“夫开垦地亩，本应随垦随报，隐匿之罪，定例甚严，……今朕特沛宽
大之恩：准各省官民自行出首，将以前侵隐之罪，悉从宽免；其未纳之钱粮，亦不复追问。定限一年，令其自首，统于雍正七年入额征解。倘逾限不首，复经查出，在官在民，定行从重治罪。”定限一年期满后，清世宗鉴于督抚中“有奏请宽限者”，又出于“远乡僻地，或得信稍迟，……以致有未尽首出之弊”，于是“著再展六个月，于谕旨颁到本地之日为始，该地方有司实力劝导所属民人，俾知宽限之特恩不得再有迟延，以干罪谴。’首报令颁布后，直隶各省办理迟早不一，直到雍正十三年，尚有对隐漏不报，展限动议。可见，清廷对首报清隐工作是十分重视的。
（三 )限年垦地
雍正七年闰七月，清政府采纳了户部左侍郎常德寿议案，下令各直省“将原额荒地计作十分，一年内开垦三分者，符于议叙之例，仍准议叙；如不及三分，即行题参。其间或有山石硗瘠，低洼积水之区，该督抚务于册内声明，仍令州、县、卫、所设法开垦，不入年限之内。”此令与康熙初期限垦令相比，期限更为紧迫。
雍正年间，在政府的鼓励下，垦荒工作有很大进展，尤其是放宽旱地升科年限后，对山区的开发起到了促进的作用。但在限年紧迫的驱使下，也出现了严重浮夸问题，如山东，安徽宿州卫、宿松县，福建崇安县，山西宁乡县，河南，云南等省地，都发生了捏报、虚报等浮夸风，给垦民带来沉重灾难。雍正晚年虽对此有所觉察，但没来得及纠正。

他晚年也是一样，跟平常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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